唐代性開放，是廣為流行的一種觀點，原為學者董家遵、陳顧遠、陳東原等所提倡，后漸影響及于一般大眾，并為各種媒體所宣揚。近年來隨著對唐代歷史研究的日益深入，開始有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對此提出質疑，最新一期《南開學報》刊登了岳純之的長篇論文《唐代性開放說質疑》（下簡稱岳文），則對這種觀點提出了更為全面系統(tǒng)的批評。
　　 首先，岳文認為唐代不具備性開放的社會文化環(huán)境。岳文認為，每一個人都是文化的產(chǎn)物，不同的文化會導致不同的行為，文化的相同則會導致行為的相同。學者們之所以認為唐代性開放，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認為相比于以前，唐代文化發(fā)生了某些變化，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受我國北方和西方少數(shù)民族文化的影響，出現(xiàn)了嚴重的胡化傾向。唐代是一個民族交往頻繁的時代，在各民族相互交往的過程中，北方、西方少數(shù)民族的某些風俗被傳入中原并產(chǎn)生或多或少的影響，是完全可能的，某種程度的胡化也應該是存在的，但這種胡化并不像學者們所說的那樣影響深廣，實際從各種材料來看，這種胡化說影響甚微，道德、行為模式方面尤其如此。岳文認為，有些學者之所以特別強調胡化，是自覺不自覺地用近代西方對中國的影響類比唐朝時期周邊少數(shù)民族對唐朝的影響，實際這根本是不能相提并論的，因為前者是在西方文明明顯優(yōu)于傳統(tǒng)中華文明且我們自身面臨亡國滅種的危急情況下發(fā)生的，而后者則是在唐朝中原文化明顯優(yōu)于周邊少數(shù)民族文化且唐朝國力強盛國家安全無虞的情況下出現(xiàn)的，因此，如果自覺不自覺地用近代中國類比一千多年前的唐朝，將會犯時代的錯誤。
　　 其次，岳文認為各種歷史記載顯示唐代在性問題上仍然是傳統(tǒng)保守的。在女性的婚姻和貞節(jié)問題上，從各種材料來看，唐代官方的態(tài)度相當明確：提倡貞節(jié)，支持從一而終。唐代民間的態(tài)度與官方一致，從女性到男性，從文人到武夫，也是極力鼓吹和肯定貞節(jié)，強調既嫁從夫，從一而終，不支持或反對再嫁。在婚外問題上，唐朝的態(tài)度也同樣明確：堅決反對，徹底否定。當時法律對婚外規(guī)定了明確的懲罰，諸如杖、徒、流、強制離婚等等，而在實際上，各種婚外一經(jīng)被發(fā)現(xiàn)，其當事人和有關人員也確實會招致嚴厲懲罰，岳文對此列舉了大量事例，比如貞觀年間，官僚子弟李忠與其后母私通，查實之后伏法；太宗之女合浦公主與和尚辯機，事發(fā)之后，辯機被斬，公主身邊的十幾個奴婢也被處死；武則天時郎中裴珪妾趙氏，與合宮尉盧崇道，事發(fā)后趙氏被沒入掖庭；貞元年間，肅宗女郜國公主與蕭鼎、韋恪、李萬、蕭升等行為濁亂，穢聲流聞，德宗將公主囚禁，李萬等則或，或被杖打，或被流放，受到不同懲處；有個叫并華的與富人王枚女私通，每到夜間就潛入該女的房間，后更與之私奔，官府抓到并華后將其杖殺；洛陽人牟穎，與鄰家婦私奔，官方曾下令擒捉；官僚子弟楊豫之與高祖女永嘉公主，后被駙馬竇奉節(jié)所擒，具五刑而殺之，等等。
　　 第三，岳文認為某些學者之所以得出唐代性開放的結論，主要是研究方法的某種偏頗和失當所致。（1）前后比較失當。比如有學者在論述唐代離婚比較自由時，特別強調唐代有協(xié)議離婚或和離，認為“協(xié)議離婚，在強調女子從一而終的封建時代，能夠以法律形式明文規(guī)定夫妻‘不相安諧’即可離異，這是前代、特別是后代所罕見的”。唐代以前的法典都已湮滅，因此，唐代以前關于協(xié)議離婚的情況不得而知，說唐代以后諸朝“罕見”協(xié)議離婚的規(guī)定，則顯屬不妥，因為宋元明清諸朝都有這方面的明確規(guī)定。有學者在論述唐代離婚和夫死再嫁之容易時說，“它與前朝的‘從一而終’和后代的‘餓死事小，失節(jié)事大’形成鮮明對照”，實際上，前朝并不都從一而終，后代則與這位學者的想象相去更遠，比如宋代，僅洪邁的《夷堅志》一書就記載了宋代婦女事例61例，其中再嫁者55人，三嫁者6人。宋代官方曾編纂過一部主要以隋唐五代文獻分類編排的與《夷堅志》性質和規(guī)模類似的大型書籍《太平廣記》，其中所記唐代婦女再嫁者38人，三嫁者3人，共計41例，遠低于《夷堅志》所反映的宋代情況。（2）史料運用失當。比如，為了論證唐代婦女再嫁容易貞節(jié)觀念淡薄，學者們往往會以唐代公主頻繁再婚為例加以證明，“唐代公主再嫁、三嫁者甚多。僅以肅宗以前諸帝公主計，再嫁者凡二十三人：高祖女四人、太宗女六人、中宗女二人、睿宗女二人、玄宗女八人、肅宗女一人。三嫁者四人，即高宗、中宗、玄宗、肅宗女各一人”。實際這根本沒有說服力，因為公主是特權階層，擁有一般女性所不可能有的特權，她們的行為豈能例證整個唐代社會？為了證明唐代在婚外方面的開放，學者們常會舉一些私通的例子，但這些舉證要么是特例，要么省略了史書中所記載的對這些行為的批評和制裁，也都不是有力的證明。
　　 總之，岳文認為唐代并不存在性開放這樣的社會風氣，從結婚、離婚到再嫁，唐人仍然是傳統(tǒng)的、保守的，對于婚外，唐人更是深惡痛絕，并予以嚴厲譴責和制裁，唐代性開放，夫妻之間不相禁忌云云，都是不能成立的。學者們之所以得出唐代性開放的結論，與他們對唐代胡化的過分夸大有關，也與他們研究方法的某種偏頗和失當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