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典型地表現(xiàn)了西方人的精神危機以及謀求解決這一危機的意圖。在精神分析學說的最新發(fā)展中，在“人道主義”的或“存在主義”的分析中，明顯地呈現(xiàn)出這一趨勢。但在討論我自己的“人道主義的”概念之前，我要說明的是，與大多數(shù)人所認為的完全相反，弗洛伊德本人的體系超出了“疾病”與“治療”的概念，關系到人的“拯救”，而不僅僅是對精神病人的治療。從表面上看，弗洛伊德是新精神病療法的創(chuàng)始者，他的主要興趣和畢生為之努力的主題也在于此。但是，若進一步觀察，我們可看出在對神經(jīng)癥進行治療的醫(yī)療觀念背后，有著一種完全不同的興趣，這種興趣弗洛伊德很少表明，很可能連他自己都未曾意識到。這一隱藏的思想并不涉及精神疾病的治療，而是涉及一種超出疾病與治療觀念的東西。這種東西是什么呢？他所發(fā)起的“精神分析運動”的性質是什么呢？弗洛伊德對人類未來的看法是什么呢？他的運動賴以建立起來的教條又是什么呢？
 
　　弗洛伊德對上述問題最明確的答案可能是：“哪里有本我（id），哪里就得有自我（Ego）?！彼哪繕嗽谟谟美硇钥刂品抢硇缘?、無意識的欲望，在于使人從他的無意識力量中解放出來。人想控制自己的無意識力量，就必須對之有所認識。他的目標是對真實有恰如其分的知識，這種知識乃是這個世界上唯一的指路明燈。這些目標是理性主義、啟蒙哲學與清教的傳統(tǒng)目標。不過，當宗教與哲學以一種可以稱之為“烏托邦”的方式提出了這些自我控制的目標后，弗洛伊德卻是（或自己相信自己是）第一個通過無意識的探測把這些目標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上，并指出如何實現(xiàn)這些目標的人。弗洛伊德代表了西方理性主義的頂點，與此同時，他又以他的天才克服了其中虛假的理性主義與膚淺的樂觀主義方面，創(chuàng)造性地把理性主義與浪漫主義結合起來。而19世紀的浪漫主義運動，以其對人的情感的非理性方面的熱衷和崇尚，本來是與理性主義相對立的。

　　至于對個人的治療，弗洛伊德比一般人所想象的更為關心哲學與上的目標。在《精神分析引論》中，他談到某些神秘實踐用來導致人格根本轉變的種種嘗試。他接著指出：“我們不得不承認，精神分析的治療結果亦選擇了類似的方法。其目的在于加強自我（EgO），使其日益從超我（Super－Ego）中獨立出來，擴充其視野，以便從本我（Id）中奪取更多的地盤。哪里有本我，哪里就得有自我。這是一種像開拓須德海②一樣的文化工作”。他又以同樣的口吻說道，精神分析療法意在“把人從神經(jīng)癥癥候、壓抑及變態(tài)性格中解放出來”。他也同樣看到，精神分析者的作用并不限于作一個“治病”的醫(yī)生。他說：“精神分析者必須在某種意義上處于超然的地位：在有些分析情境中，他是患者的楷模；在另一些情境中，他得做患者的教師。”他又寫道：“‘最后，我們不可忘了，分析者與患者的關系，建立在對真理的愛上面，即建立在對現(xiàn)實的認知上，它排除任何形式的虛偽與欺騙?！?

　　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概念中，還有一些超越通常疾病與治療概念的因素。熟悉東方思想——特別是禪宗——的人，將會注意到下述因素與東方思想中的概念并非無關。首先要指出的是弗洛伊德關于知識導致轉變的概念，他認為理論與實踐密不可分，在認識自己這個行為中，我們也就改變了自己。毋庸贅言，這一觀念同弗洛伊德當時和我們這一時代科學心理學的概念有多大的不同，在這種科學心理學中，知識本身僅停留在理論上，對知者卻沒有轉變的作用。

　　弗洛伊德的方法還有一點與東方思想（特別是禪宗）密切相關。弗洛伊德并不贊同給有意識的思想體系以高度評價，而這恰恰是現(xiàn)代西方人的典型態(tài)度。相反，他認為我們有意識的思想只不過是我們整個精神過程中的一小部分，同淵源于內心深處的巨大力量相比，實在微不足道；這種力量是隱秘的、非理性的，同時又是無意識的。為達到對人的真正本性的洞察，弗洛伊德用自由聯(lián)銀的方法，打破有意識的思想體系。自由聯(lián)想繞開邏輯的、有意識的、通常的思維方式，它把我們導向人格的新淵源，即無意識領域。不管對弗洛伊德無意識領域的內容有什么樣的批評，事實上他已因強調自由聯(lián)想方法，而超越了西方通常的理性思維模式這一基點，從而轉入新的趨向，這在東方思想中已有更徹底更長足的發(fā)展。

　　還有一點是弗洛伊德與當代西方態(tài)度完全不同的。這里指的是，他愿花費一年、兩年、三年、四年、五年，或更多時間為同一個人做精神分析。這種療程事實上使弗洛伊德受到諸多非議。毋須多說，我們應當力求使精神分析盡可能迅速有效；但我在這里要強調的是，弗洛伊德有勇氣說為一個人花費窮年累月的時間是有意義的，只要這種努力能幫助他了解自己。從功利觀點、盈虧的角度來看，這樣做是不值得的。人們會說，從社會效果上看，為了一個人的轉變花費這么多的時間去做這樣一種冗長的分析，是不值得的。要理解弗洛伊德的方法，只有超越現(xiàn)代的“價值”觀念，超越手段與目的之間的關系的現(xiàn)行觀念，超越收支平衡表。如果我們認為一個人不可與任何物相比擬，如果他的解放、他的安寧、他的覺悟——無論我們愿意使用什么樣的說法——乃是我們的“終極關懷”本身，那么我們就不能用時間和金錢來量度這一目的。提出這樣一種寓含著對一個人巨大關切的方法，是具備著遠見卓識和勇氣的，尤為重要的是，它所體現(xiàn)的態(tài)度超越了西方的傳統(tǒng)思想。

    上述評論，并不意味著弗洛伊德已自覺地接近東方思想，尤其是禪宗思想。前面提及的許多因素，在弗洛伊德心中，與其說是有意識的，倒不如說是無意識的。弗洛伊德完全是西方文化、尤其是18——19世紀思想的產(chǎn)兒，他不可能接近禪宗中表現(xiàn)出來的東方思想，即使他熟悉這種思想也是徒然。弗洛伊德對人的描寫，本質上是18一19世紀的經(jīng)濟學家與哲學家所描繪的圖像。他們把人根本上看作是競爭的、孤立的，與別人的聯(lián)系僅僅出于交換上的需要，滿足經(jīng)濟與本能的要求。在弗洛伊德看來，人是一個受力比多驅使的機器，由將力比多興奮保持在最低限度的原則控制。他認為人基本上是利己的，只是為了滿足本能欲望的需要，才各自與他人發(fā)生關系。在弗洛伊德看來，快樂是對緊張的松弛，而不是對喜悅的體驗；人被看成知性與情意截然割裂；人不是完整的人，而是啟蒙哲學家所說的知性自我；友愛是一種與事實背離的不合理要求；神秘體驗是一種向嬰兒期自戀的退化。

　　我所力圖說明的是，弗洛伊德的體系中雖有這些同禪宗明顯相違之處，卻仍然有一些因素超越了通常的疾病與治療的觀念，超越了關于意識的傳統(tǒng)理性觀念，這些因素導致精神分析進一步的發(fā)展，這一發(fā)展與禪宗思想有著更為直接和肯定的聯(lián)系。

　　不過，在討論“人道主義的”精神分析與禪宗的聯(lián)系之前，我想指出對理解精神分析進一步發(fā)展至關重要的一項變化，即要求進行分析的患者及他們所提出的問題發(fā)生了變化。     

　　在本世紀初，來找精神病學家的主要是患有病癥的人。他們或者是一只手震顫癱瘓，或者是有強迫性的清洗痛，或者為某些強迫性的念頭所折磨。換言之，按照“病”這個字在醫(yī)學上的意義，他們是生病了；某種東西妨礙了他們不能像所謂正常人一樣行使其社會功能。如果這就是他們患病的原因，那么他們的治療概念是與疾病概念相應的。他們想排除這些病癥，他們的“健康”觀念就是——不要生病。他們要求與常人一樣健康，或許可以這樣說，他們不想比社會上通常的人更不快樂、更不安寧。

　　這些人現(xiàn)在仍求助于精神分析家，精神分析對他們仍是一種排除病癥、發(fā)揮其社會功能的治療方法。不過，他們以前在精神分析家的病人中占多數(shù)，現(xiàn)在卻成了少數(shù)——或許這并非因為他們在絕對數(shù)量上的減少，而是與許多新‘編人”比較，在比例上成了少數(shù)。今天的這些新“病人”能發(fā)揮正常的社會功能，并非通常意義上的病人，但他們確實患著“時代病”，即我前面所說的那種壓抑和麻木不仁。精神分析家的這些新“病人”，并不知道他們患的是什么病。他們抱怨著內心沮喪、失眠、婚姻不幸福、工作無趣味，以及其他諸如此類的煩惱。他們通常相信，這種或那種特定癥狀即是癥結所在，只要排除這些癥狀，就會一切如常。但他們通常未曾看到，他們的問題不在于沮喪、失眠，以及他們的婚姻或工作。這種種抱怨只是我們的文化允許他們表達內心深處某種東西的自覺形式，在人們的內心深處，有著所有自以為患著這種那種特定病癥的人所共有的疾病。這個共同的疾病，即人同人自己、同他的同胞、同自然的疏離，是感覺到生命像砂子一樣從手中流失，還未懂得生活就將死去；是雖生活在富裕之中卻無歡樂可言。

    精神分析能對這些“時代病”患者提供什么幫助呢？這個幫助是——而且必須是——不同于以往那種排除癥狀、使患者重新發(fā)揮其社會功能的“治療”的。對于那些在異化中受苦的人，治療并不在于使他免除疾病，而在于使他獲得幸福安寧（well-being）。

　　然而，對幸福安寧下定義，卻是相當困難的事。如仍停留在弗洛伊德體系中，則幸福安寧就不得不用力比多理論來界定，這不過是能夠充分發(fā)揮其性功能而已；或者換一個角度，是對隱藏的俄狄浦斯情結的察覺。這些定義在我看來，只觸及真正的人類存在問題及完整的人所達到的幸福安寧的邊緣。任何對幸福安寧的嘗試性回答，必須超越弗洛伊德的參考系，導向對人類存在的基本概念的討論——盡管這個討論必然是不完整的；人類存在的基本概念乃是人道主義精神分析的基礎。只有這樣，才能為比較精神分析與禪宗思想奠定基礎。